从大地走来，向顶峰攀登——纪念“大地之子”王富洲

人民日报多次对王富洲的事迹进行报道

六十五年过去

红旗猎猎作响

在珠峰雪巅之上

在民族基因深处

在每个仰望星空的中国人心中

攀登者的精神不死

追梦者的脚步不息

王富洲（1935-2015）著名登山家，河南西华人，195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（现中国地质大学），后分配至国家体委登山处工作，历任国家登山队运动员、教练员、政委、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。曾任中国登山协会主席、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总经理、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、中国登山协会顾问。曾于1958年登上苏联境内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，1959年登上新疆境内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，1960年5月25日与贡布、屈银华三人首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——珠穆朗玛峰，1964年登上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，是至1982年为止唯一登上过两座8000米以上高峰（含珠穆朗玛峰）的中国登山运动员，为我国的登山运动在世界上争得了荣誉。王富洲1959年获“运动健将”称号，1960、1964年两次获得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（现国家体育总局）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，1984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年来杰出运动员。2015年7月17日，王富洲因病去世，享年80岁。

生于忧患 锤炼意志点滴做起

王富洲故居

1935年，王富洲出生在河南省西华县一个名叫南流渡口的村庄。这个地处豫东黄淮平原的村庄正如它的名字所提示的，村子在两条河的中间，土地肥沃。然而，天灾人祸使在这里生存的人们不得不在水深火热之中讨生活，以至于王富洲的童年记忆静止在这不堪回首的片段里，使他自幼涌动着生存、奋斗、向前的信念，并坚信只要努力就可以改变。

淮阳中学原校舍

1948年，王富洲在村里的中学读书，1951年考入了河南省淮阳中学。“我所在的淮阳中学离我家180里路，我平时住校，要回家，全靠两条腿走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两个同学一早就出发，一天硬是走了150里路。”艰苦的环境为王富洲磨练意志创造了条件，用他的话来说，“吃点苦值得，多流些汗能锻炼健壮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，这点苦痛又算得了什么呢！”“为了能够尽量不耽误或少耽误功课，我对自家地里的活总是抓紧时间尽快干完，即使是烈日当头，别人都休息了，我还不停地干。什么日晒，流汗，我都顾不得了。”劳动之余，看着自己劳动的成果，他像欣赏艺术品似的怡然自得，他觉得以苦为乐是一种能量的转换，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得到了周围同伴的赞许，也感染了他周围的人。

大系101-8班同学合影（第二排右2为王富洲）

1954年，王富洲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。这在他的家乡可是一件大事情，因为方圆百里，十里八乡只有他和另外一个玩伴榜上有名。俗话说，成功是对有准备的人的回报。对此，王富洲的说法是“成功不敢随便说，起码，要把一件事情完成，除了有始有终之外，做这件事的人必须做到自觉自律，心无旁骛，这是最重要的。”王富洲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，进了北京的高等院校，环境变了，吃住条件也变了，王富洲是怎样看待这些变化的呢？他在回忆文章中谈到：“我在大学学习的四年间，只有一条被子，没有褥子，床板上只铺一条白布单，没有枕头，用一摞书来代替。在吃穿方面我无所求，但对学习以及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，都积极去参加。”由于王富洲自觉自律、待人以诚、吃苦在前的表现，1956年被学校党组织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1956年在北戴河合影（第二排左1为王富洲）

北京地质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后，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，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期间组建的地质类专业院校。学校十分注重学生德智体综合素质的培养，开展丰富多样的社团活动，提倡各类体育、文艺类的活动，成为学校极富代表性的特色。王富洲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，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潜力充分展现出来。毕业前夕，刚组建不久的中国登山队到学校挑选队员，其中一项肺活量测试，王富洲在面试期间，竟一口气吹爆了测试仪，给测试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王富洲没有想到，他这个从未见过山的孩子，从此与登山结缘，参与到新中国登山事业的开拓与拼搏中。1958年6月，王富洲到国家登山队，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之中。

王富洲被评为“优秀毕业生”

知难而进 为国争光矢志不移

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，年轻的中国登山运动才告诞生。然而，在短短的几年间，中国登山运动的发展令国际登山界所瞩目。王富洲的登山活动，基本与中国登山长期的发展相始终，可以说，王富洲的登山运动生涯为中国登山运动在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叶的发展作了注释。

1956年，中国登山队员在苏联集训

1958年，国家体委为实施1959年中苏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，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计划，根据贺龙同志关于“登山为经济建设、国防建设服务，登山与科学考察相结合”的指示，从北京地质学院、北京大学、中国科学院地质所、林业部等相关单位，抽调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，在北京香山进行登山专业技术和体能集训。王富洲参加了这次培训，与登山结缘。

1958年8月，中国登山队在去列宁峰途中合影（左2为王富洲）

1958年9月7日，38名队员登上了列宁峰，其中有中国队员17名，他们的成功创造了我国集体安全登上7000米以上高峰的新纪录。王富洲就是17名队员之一。王富洲曾经回忆这次早期登山经历，他总结说“人，无论干什么，总要有个坚定的信念，有个百折不挠的劲头才行。我们去苏联和苏联队员同登列宁峰时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我是代表中国人来的，绝不给中国人丢脸。哪个任务重，我要求干哪个，既干，就干到底，干好。在攀登过程中，从中国队选了四名队员和苏联队的4个大个子，担任从高山营地向上面往返运高山物资和食品的任务，其中就有我。我背着东西，从2号高地往3号高地运，一天一个来回，累得我浑身发颤。由于严重缺氧，满脸像打了梅花针一样，火辣辣的难受。我咬着牙，拼出全身力气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苏联人直竖大拇指，连连称赞：‘中国人不得了！’，在发奖仪式上，苏联人把第一个证书发给了我。”由于王富洲出色的表现，他被授予“一级运动员”称号。

随后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富洲、石竞、袁扬等6人被批准参加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进藏，并于当年12月抵达拉萨。由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，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成为泡影。多次商谈无果后，贺龙同志最后下决心由中国登山队独立攀登，“登山，一定要搞好。英国搞了几十年，没有从北坡登上去，中国人要有志气。我们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，要有这个劲头。要下决心自己干，非成功不可！”一场攀登珠峰、为国争光的战役就此拉开序幕。

第一次在大本营升起中国国旗

第一号高山营地设立在5400米的东绒布冰川的右侧碛上

1960年3月25日，中国登山队全体队员集合在珠峰脚下的广场上，在庄严的国歌声中，把五星红旗升入晴空。一场征服世界最高峰的战役正式打响。王富洲虽然此前有登上7000米以上的高度的经历，但在最初的人员的部署中，他没有列入主力队员名单中（突击组）而被作为二线队员分配在运输组中。经过了一、二、三次行军，建立了一至六号高山营地。

执旗手右为王富洲

突击队员们宣誓，“不把珠穆朗玛峰踩在脚下，绝不回头”

5月17日上午9点半，一、二线队员在“突击顶峰誓师大会”后出发，开始了第四次——突击主峰的行军。此次突击珠峰的行军，按照行前的部署王富洲被确定为突击组队员，并被确认为组长的第一代理人。出发后不久，登山队副队长、突击组组长许竞因过度疲惫倒下了。按照预案，由王富洲担任突击队长。

登山队进入海拔5900米高的冰塔区

到达海拔7600米的第五号高山营地

攀登在海拔7900米的冰雪坡上

在他们到达8800米左右的高度时，所带的氧气基本用完，在这样的高度，还要同严寒和复杂艰险的地形搏斗，要经受的是生与死的考验，他们开始了人类登山运动中史无前例的艰难历程。面对过度疲劳和严重缺氧，生命已处负荷的极限。但是顶峰就在前面，“只有前进，只要坚持。”最后的路程，他们在和缺氧、寒冷、饥饿、干渴搏斗，面对胜利，面对生死，他们显出了英雄本色。主峰顶峰在他们攀上的岩石堆的西边，他们爬完了这一段路程，周围都在他们之下。突然，贡布大声说，前面是悬崖，没有路了。

登山三英雄由左依次为屈银华、贡布、王富洲

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4:20，王富洲、贡布、屈银华登上了世界最高峰——珠穆朗玛峰峰顶。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，因此而增添了光辉而厚重的一页——山高人为峰。

1960年5月25日，登山英雄返回大本营，受到热烈欢迎（被抬者为王富洲）

登山队胜利凯旋，拉萨市民夹道欢迎

1960年6月26日，首都人民热烈庆祝中国登山队征服珠穆朗玛峰

不忘初心 志在高远始终如一

王富洲写给母校的信

王富洲的一生以山为伴，乐此不疲。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登山家，他深知自己的一切得益于那个伟大的时代，得益于党和人民的养育。王富洲曾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，他在一篇短文中写道：“1960年5月25日，这是我终生不忘的日子，我参加了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——珠穆朗玛峰。这一成绩的取得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，其中可歌可泣的事迹难以用几句话来表达。追忆这段经历不胜感慨，如果没有当年老师和领导的辛苦培养、关怀和谆谆教诲，也就没有这一荣誉的取得。”

王富洲是一个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很强的人，他总是说，“登山时一个集体活动、集体运动项目，而不是一个两个人的运动，团队的作用是登山活动的保障。”登山运动是勇敢者的活动，除去需要强健的体魄，过硬的技术之外，攀登者强大的精神作用是非常重要的。“我们当时参加登山队，就是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。登珠穆朗玛的时候，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口号‘英雄气盖山河，敢笑珠峰不高’，付出一切代表，也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。所以，我们每次出发的时候都要宣誓，要写遗言…”正是这种敢笑珠峰不高的气概，促成了他们创造奇迹，而王富洲则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中国地质大学青藏高原登山、科考座谈会合影（前排左6为王富洲）

王富洲时刻把登山科考放在心上，在两次珠峰登山活动中，他都负责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考察联系，一旦科学考察需要国家登山队协助，他都想方设法地支持与帮助。例如，1975年，科学考察需要取得珠峰顶峰到大本营的各种环境样品，都是王富洲具体落实任务到人头，取得了从珠峰顶峰到北坳的冰雪和岩石样品。

1960年登顶珠峰后，中央发出号召向中国登山队学习，王富洲深知这个号召的社会意义，“1960年登上珠穆朗玛峰，1964年登上希夏邦马峰后中央提出口号，全国各行各业都要攀登高峰，都要攀自己行业的珠穆朗玛，学习登山精神，学习攀高峰的精神，各行各业都要攀这个高峰。”王富洲把全国都要攀登高峰的号召认为是祖国建设的需要，不是简单的一句口号，而要把它作为精神动力，转化为为国家建设做贡献的行为。如果说以文言志，他的“山高人为峰”的题字，就是对王富洲人格品质的高度概括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